一下是一位在日本生活了20年的华人,最近回上海工作了三年,对日本和上海之间医疗体制的差别有所体会。
日本的医疗保险分成社会保险和国民保险两种,社会保险是受正式雇用的人必须加入的保险,由自己和公司各自付一半保险费,不但此公司的雇员可以加入,没有收入或收入在一个限度之下(年收不超过130万日币,约合人民币74100元)的家属也可以加入。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在这个群体是100%。
国民保险是国家为没有工作或自由职业的人设立的,保险金全部由自己负担。尽管国家要求没有社会保险的人每个国民都要加入,但近年来参保率一直很低,尤其是独身青年大多不加入。
社会保险和国民保险的加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里面也有一个没办法的漏洞,为了确保保险金和收入的公正性,收入用的是前一年的数据。如果你去年收入很牛但今年没工作了,你的国民保险会占掉你失业金的很大部分。
我的一个朋友是单亲母亲,她有四个小孩,只有一个在上学,其他三个孩子和她自己都在工作,但只有一个人有社会保险,其他人还得加入国民保险。
有一年她们家的国民保险费高达8万多日币,像这样的家庭有的会放弃国民保险。但她是理发师,见多识广会钻空子。
此外,不同的城市还会有不同的优惠政策,比如小孩2岁之前看病不要钱,9岁之前只付初诊费500日元(约合28.5元)等等。
我儿子有一个每月保险金1千日币的未成年人保险,跌打损伤的摔上一跤的,只要去一次医院就可以领2千日币(约合115元)。他在踢足球常常受点小伤,经常去医院理疗,有些不在保险范围内的只要把受伤原因写的含糊些,保险公司从不刁难。
日本的医院大致可分成专科的私人诊所和综合性的公立大医院。个人开业的私人诊所最小的是由医生本人担任院长,两三名护士和一两名行政人员组成。
私人诊所一般是以继承家业为多,也有自己新开业的。共同特点是员工全都是很有经验的,医生在考取执照之后一定会先去公立大医院里完成研修和积累了经验才敢自己营业。
私人诊所分科严密,医生知识面很广人脉也很广,非常清楚自己能治什么病,对没把握的领域绝不勉强治疗而是帮着推荐给其他医院。私人诊所中老患者较多,又没有什么疑难病,医院压力相对不大,气氛也有些家庭化,很少会患者发生矛盾。
公立大医院治疗的领域非常广泛,拥有先端的医疗设备,以治疗各种疑难病为主。和中国的大医院一样也是每天人满为患。
为了防止患者盲目就医,一些大医院要求患者先在私人诊所接受初步诊断开出介绍状,对没有介绍状直接来就诊的要多收3000日币(约合171元)的初诊费。
在大医院看病的流程和中国大致相似,挂号,候诊,就诊,取药,缴费。大医院基本都有很多自动挂号机和自动付款的机,这样就减少部分等待的时间。
初诊时因为不可以预约,等上三四个小时的也不稀奇,但等待的过程比较轻松,有舒适的座位,有饮水提供,人多但很有秩序,很多人都在安静的看自己带来的书。
大医院的秩序很好,地铁站似的空中设有清晰的标志,地上还贴着几条彩色的线条,去放射科沿黄线走,抽血沿红线走等等简单明了。
大医院还像个社区,邮政局,便利店,面包房,咖啡屋应有尽有,我经常去大学医院的职工食堂吃午饭买面包,从来没有违和感。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刚才说过,私家医生都是先在大医院练手艺,因此大医院里常会碰到研修医在场实习,个人隐私会多少受到些侵害。
我认为中日两国的医生在医术上没有差别,反倒是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经验更多,手术医生操作也更熟练,但过度治疗和过度开药我在上海碰到过。
是在医患关系上。
我儿子在五岁换牙时发现了口腔里有两颗多余的门牙,一颗长出来了,在私人医院拔掉了,另一颗倒生在上颚里必须通过手术挖出来。多余牙的发生比率高达5%,治疗方案也是明确的。医生建议我们不急着做手术,五岁小孩还太小,如果手术只能选择全身麻醉,建议在上小学之后接受部分麻醉的手术。
进小学不久我们就去大医院了,医生解释了手术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只要30分钟,割开上颚连挖带拔弄出来就行,但不能伤到其他地方的组织或神经。
医生特地安慰我们,只要孩子承受不了,随时可以在手术过程中改成全身麻醉,但这样痛苦没了可是要住院三天的。这些话医生全都让孩子听着理解着,一点不欺骗小孩半句。
医生还叫我全程陪伴,鼓舞和安慰孩子情绪。手术在一星期后进行,这段时间六岁的儿子精神压力非常大,想起这事就哭一次。
终于到了手术这一天。医生和孩子真诚交流,又把手术内容向他解释一遍,保证只要他说挺不住了就一定会停下来,换成全身麻醉。儿子不安的上了手术台,在躺下后就要开始的那一刻,儿子突然说再等一下,就坐了起来。
儿子坐在手术台上,医生护士两人站在一旁,大家不干别的,不说话也不离开,安静的看着钟等待时间。
其实三分钟啥事不做干等着是很漫长的,过一会儿子不耐烦了,说开始吧,要躺下。医生说还没到时间还差30秒呢,就继续又等了30秒。这三分钟医生彻底获取了儿子的信赖,否则万一他不配合了,就会占用医院三天的资源。
打麻药时医生又解释,药水打入时会胀痛,不过时间很短就一秒种,就像这样,1-—2—就结束了,忍得住吧?儿子说再短一些,1–2结束。医生说好吧,就一边数12一边打了麻药。
再说一件自己的例子。去年在大肠癌的体检时不幸中枪,要去大医院接受精密检查做肠镜。日本做肠镜只做局部麻醉,有些意识朦胧,但疼痛的感觉非常真实,还可以自己看着监视器听着医生的解说。
一个不知是护士还是临床心理师的助理非常贴心的陪伴着我。有个时候我感到再也挺不下去了,要求打全麻,这个助理紧紧握住我的手认真的对我说,这个地方大家都一样都很疼,只要转过这个弯就会好很多。
我后来想明白了,医院是不会轻易转成全麻的,那只是安慰人心的话。心理安抚相当重要,如果没有那个助理全程陪伴,恐怕很难度过最痛苦的那个时刻。
良性的医患关系不是靠各项硬性的规定能建立起来的,合理的就诊体系是以各个细节构成的,医院只能以极致的细节来取胜。靠神医来维持声望的时代也早已过去了。